易学经典：北宋司马光《温公易说》
《温公易说》是北宋史学家司马光所撰《周易》注解著作，原书六卷，现存辑本收录于《永乐大典》《四库全书》等典籍。该书以"温公"为号，立足儒家思想阐释《周易》义理，反对玄虚学说，注重结合伦理日用，如以水流喻治学、以心性论情感，解卦多有新意。
全书分上下经及《系辞》等传，重点注释部分卦爻，《系辞传》注解较详，但部分卦象无解，现存内容存在缺失，推测为未完成之作。其解经不沿袭旧说，强调"中庸"思想与中正之道，常引史证易，成为宋代义理学派代表。
该书宋代已见版本差异，苏轼记载为三卷，宋代书目著录卷数不一，至清代散佚。四库馆臣据《永乐大典》辑为六卷，现存《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及198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合刊本，现代整理本收入《儒藏》工程丛书。
《温公易说》四库提要
臣等谨案：
易说六卷，宋司马光撰。光事迹见宋史本传。考苏轼撰光行状载所作易说三卷，注系辞二卷。宋史艺文志作易说一卷，又三卷，又系辞说二卷。晁公武读书志云：「易说杂解易义，无诠次，未成书。」朱子语类又云：「尝得温公易说于洛人范仲彪尽随卦六二其后缺焉。后数年，好事者于北方互市得板本，喜其复全。」是其书在宋时所传本，已往往多寡互异，其后乃并失传，故朱彝尊经义考亦注为「已佚」。今独永乐大典中有之，而所列实不止于随卦，似即朱子所称后得之本。其释本卦，或三四爻，或一二爻，且有全无说者。惟系辞差完备，而说卦以下仅得二条，亦与晁公武之言相合。又以陈友文集传精义、冯椅易学、胡一桂会通诸书所引光说核之，一一具在，知为宋代原本无疑。其解义多阙者，盖光本撰次未成，如所著潜虚，转以不完者为真本，并非有所残佚也。光传家集中有答韩秉国书，谓王辅嗣以老庄解易，非易之本旨，不足为据。盖其意在深辟虚无元渺之说，故于古今事物之情状，无不贯彻疏通，推阐深至。如解同人之彖曰：「君子乐与人同，小人乐与人异；君子同其远，小人同其近。」坎之大象曰：「水之流也，习而不止，以成大川；人之学也，习而不止，以成大贤。」咸之九四曰：「心苟倾焉，则物以其类应之。故喜则不见其所可怒，怒则不见其所可喜；爱则不见其所可恶，恶则不见其所可爱。」大都不袭先儒旧说，而有得之言，要如布帛菽粟之切于日用。惜其沈湮滋久，说易家竟不获睹其书。今幸际圣朝表章典籍，复得搜罗故简，裒次成编，亦可知名贤著述，其精意所在，有不终泯于来世者矣。谨校勘厘订，略仿宋史原目，定为六卷，著于录。
乾隆四十九年十月恭校上。
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总校官臣陆费墀。
《温公易说》易说原序
九师兴而易道微，易之微岂专九师咎哉？彖翼而下，旁薄深广，留七分者亡几。田丁施费，脉脉师授，俾勿坠。龙龟图书，或左用之而不悟。京房守纬数，其失也浮。二千年间，易道伥伥如蒙雾，行述而不论，河汾犹难之。历越五闰，真人御宇，王泽萃钟，异人间世。希夷抉羲画而成于邵，濂溪泄周经而融于程，以至汇为汉上而尚变，演为考亭而尚占，支析为合沙而尚象。三圣玄蕴，剖抉靡遗，而读者了然如生三代之世。晚得温公易说一编，视诸老尤最通畅。今流传人间世，稿虽未完，其论太极阴阳之道，乾坤律吕之交，正而不颇，明而不凿，猎猎与濂洛贯穿，中间分刚柔中正配四时，微疑未安，学者直心会尔。易之作，圣人吉凶与民同患之书也，非隐奥难深而难见也。谈易而病其隐且艰，非深于易者也。参习是编，易道庶其明乎！时丙申腊月朔，茶陵后学古迂陈仁子同辅序。
《温公易说》易总论
或曰：「易者，圣人之所作乎？」曰：「易者，先天而生，后天而终，细无不该，大无不容，远无不臻，广无不充。惟圣人能索而知之，逆而推之，使民识其所来，而知其所归。夫易者，自然之道也。子以为伏羲出而后易乃生乎？」或曰：「敢问易者，天事欤？抑人事欤？」曰：「易者，道也。道者，万物所由之涂也。孰为天，孰为人？故易者，阴阳之变也，五行之化也。出于天，施于人，被于物，莫不有阴阳五行之道焉。故阳者，君也，父也，乐也，德也；阴者，臣也，子也，礼也，刑也；五行者，五事也，五常也，五官也。推而广之，凡宇宙之间皆易也，乌在其专于天，专于人？二者之论皆蔽也。」且子以圣人为取诸胸臆而为仁义礼乐乎？盖有所本之矣。或曰：「易道其有亡乎？天地可敝，则易可亡。孔子曰：
乾坤毁则无以见易，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是故人虽甚愚，而易未尝亡也。推而上之，邃古之前而易已生；抑而下之，亿世之后而易无穷。是故易之书或可亡也，若其道则未尝一日而去物之左右也。万物蚩蚩，若鱼虾蠃蚌之处于海，食焉游焉死焉，而终莫之知也。或曰：「圣人之作易也，为数乎？为义乎？」曰：「皆为之。」「二者孰急？」曰：「义急数亦急。」「何为乎数急？」曰：「义出于数也。」「义何为出于数？」曰：「礼乐刑德，阴阳也；仁义礼智信，五行也。义不出于数乎？故君子知义而不知数，虽善无所统之。夫水无源则竭，木无本则蹶，是以圣人抉其本源以示人，使人识其所来，则益固矣。易曰：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明二者之不可偏废也。」
《温公易说》书籍目录
易说卷一（乾卦至履卦）
易说卷二（泰卦至离卦）
易说卷三（咸卦至姤卦）
易说卷四（萃卦至未济卦）
易说卷五（系辞上）
易说卷六（系辞下、说卦、序卦、杂卦传）
《温公易说》作者简介
司马光（1019年11月17日—1086年10月11日），字君实，号迂叟，世称涑水先生。陕州夏县涑水乡（今山西省夏县）人，生于光州光山（今河南省光山县）。北宋时期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自称晋安平王司马孚后代。
司马光于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中进士甲科，先后任谏议大夫、翰林学士、御史中丞等职。治平三年（1066年），撰成《通志》八卷，上呈宋英宗，颇受重视。英宗命设局续修，后宋神宗赐书名为《资治通鉴》，并亲自作序。熙宁初年，司马光竭力反对王安石变法，强调祖宗之法不可变。神宗不听，授他为枢密副使，司马光坚辞不就，于熙宁三年（1070年）出知永兴军。次年退居洛阳，以书局自随，继续编撰《通鉴》，至元丰七年（1084年）成书。他从发凡起例至删削定稿，都亲自动笔。宋哲宗即位后，高太后听政，召司马光回朝，任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主持朝政。他排斥新党，废止新法，在为相八个月后，于元祐元年（1086年）病逝，享年六十八岁。获赠太师、温国公，谥号“文正”。后配享哲宗庙廷，图形昭勋阁；从祀于孔庙，称“先儒司马子”，又从祀历代帝王庙。
司马光学识渊博，在史学、哲学、经学、文学乃至医学方面都进行过钻研。在文学上，他明确反对辞藻堆砌，提倡“可用之文”，推崇文以载道。司马光为人忠直严谨，低调淡泊，留下了破瓮救友、诚信卖马等逸事，为世人乐道。著作有《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稽古录》《涑水记闻》等。
司马光是一位很有名气的儒学大家。他在易学等经学研究和对老子、扬雄等诸子的研究方面，都颇有成就。朱熹在《六先生画像赞》中把他和周敦颐、程颢、程颐、邵雍、张载同尊为北宋“道学六先生”，可见其实为理学形成和发展早期的重要人物。全祖望在《宋元学案》卷首的《序录》中说：“小程子（程颐）谓阅人多矣，不杂者司马、邵、张三人耳。”
司马光一生著作很多，能够体现其儒学思想的主要有：《致知在格物论》《中和论》《孝经指解》《易说》《注系辞》《注太玄经》《扬子浅释》《迂书》《潜虚》《大学中庸义》《原命》《说玄》等。他退居洛阳时，同程颢、程颐、邵雍等理学家往来密切，在学术活动中相互交流思想，共同从事义理之学的研究。其思想主要表现于以下几方面：
1.“天命论”思想
司马光也相信“天命”，他说：“天者，万物之父也。”“违天之命者，天得而刑之；顺天之命者，天得而赏之。”在他看来，天是有意识的主宰者，因为它能赏善罚恶。所以人类只能奉天行事，才能免祸致福。他还说：“天使汝穷，而汝强通之，天使汝愚，而汝强智之。若是者，必得天刑。”认为人的贫富智愚都是上天安排下来而不可移易的。然而，在天人关系上，他并不完全否定人的作用，如他说：“人事可以生存，而自取死亡，非天命也。”在此前提下，他又提出了“天人相济”和“天人相助”的观点。他说：“天力之所不及者，人也，故有耕耘敛藏；人力所不及者，天也，故有水旱螟蝗。”“天之所不能为而人能之者，人也；人之所不能为而天能之者，天也。稼穑，人也；丰歉，天也。”这说明，在天人关系上，司马光也继承了荀子的一些思想，并不完全把一切事情都寄托于天命，特别是对征服自然的生产活动，他十分强调人的作用。
2.理学思想
在理气关系上，司马光主张以理为本。他把“虚”看做是世界本原，把物质性的“气”看做是产生万物的第二位原因，可以理解为“虚”生“气”，“气”生万物，天地万物和人、事都根源于“虚”，产生于“气”。“虚”是根源，“气”是质料，再经过演化而成万物之体，体又各有性、名、行、命。作为万物之本原的“虚”，是指无形无象的精神本体，这个精神本体实质上就是理学家们所说的“理”。在理事关系上，他主张以理为本。司马光说：“有兹事必有兹理，无兹理必无兹事。”也就是说，凡一事皆有一理，既然事事皆有其理，那么，没有某事的理就没有某事的出现。总起来说，理是第一性的，事是派生的，这个观点和二程的观点是一致的。他对格物致知的理解和二程有不同之处。二程认为格物就是穷理。司马光说：“格犹扦也，御也，能扦御外物也。”他认为，人们虽然都喜欢善，不喜欢恶，以是为慕，以非为羞，但实际上是者少，非者多，要想做圣贤，实在不容易，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受到外物的引诱和蒙蔽的缘故，所以必须抵制外物的引诱才能做到去恶从善，去非存是。司马光说，他讲格物为抵制外物对人的侵害，也是为了更好地求得知识，因为只有能抵制住外物的蒙蔽和引诱，才能获得知识，他是从修养论和认识论一致的前提下，讲格物致知的。因此，司马光对格物致知的理解和二程基本是一致的。
对诚意、正心的问题，司马光和其他理学家一样，对《大学》提出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条目，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格物致知”是基本功，既能格物致知，就能够“依仁以为宅，遵义以为路。诚意以行之，正心以处之。修身以帅之，则天下国家何为而不治哉？”其中，他着重对诚意、正心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讲述。司马光说：“《中庸》所谓‘诚者天之道’，言聪明睿智无所赋也。”“诚之者人之道，言好学从谏，人所为也。”把“诚者天之道”，“诚之者人之道”讲得十分言简意赅。讲到诚的重要性时，他说：“君子所以感人者，其为诚乎！欺人者不旋踵人必知之，感人者益久，人益信之。”司马光自己很重视待人以诚，他说：“其诚乎，吾平生力行之，未尝须臾离也，故立朝行己，俯仰无愧耳！”说到“正心”，司马光认为正心就是“治心”，如他说：“学者所以求治心者，学虽多，而心不治，安以学为尹。”又说：“小人治迹，君子治心。”在如何治心的问题上，司马光说：“帅庸所谓中者，动静云为，无过与不及也。二者皆虽为治心之术，其事则殊矣。”使语言行为不过分，无不足，达到“适中”，恰到好处，就是治心之术。他在这方面的见解，对二程、朱熹都有一定的影响。
对性理问题，司马光不主张讲得太玄妙。他批评一些人把性理问题讲得玄乎其玄，“使人跋悬而不可及，积瞀而不能知”，不过是欺人之谈。其实，所谓理，无非是个是不是的问题，所谓“命”，无非就是决定人的材质（本质）的那个东西。他对性理问题虽然讲得不多，但比较切合实际。
司马光一生主要精力用在修史和从政上，自称“至于属文，实非所长”。但他的学问博大精深，而且能将做学问与作文章结合起来，虽无意为文而文自工。他一生著作等身，除以《资治通鉴》为代表的十余种史著外，在八十卷的《传家集》中，还有四十六篇制诏，三十六篇表文，三百九十篇奏章，七十八篇书启，六十三篇论、议、评，二十五篇序，十篇记，五篇传，四篇题跋，十二篇“疑孟”，四十一篇迂书，六十八篇碑、志、行状、墓表、哀辞、祭文，一千零二十九首诗歌。在这些著作中，有不少脍炙人口的文章。他生当北宋新古文运动方兴未艾时期，与古文大家欧阳修、王安石、曾巩及“三苏”等人有密切往来，互相应答的诗文，数量可观。
司马光“务为可用之文，推崇文以载道”，认为华而不实的诗无用，他所称赏的不是辞藻堆砌的诗，而是平淡闲远，抒发真性情、真自我的诗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