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学经典：南宋魏了翁《周易要义》

　　《周易要义》是南宋魏了翁编撰的易学典籍，原属《九经要义》之一。该书以节录《周易》经传注疏为主，分十卷编排，内容涵盖六十四卦及《系辞》《说卦》等传注，旨在为经学研习提供精简参考。现存版本以清光绪江苏书局本为基础校勘，，齐鲁书社版为现代整理本，1988年6月由齐鲁书社出版，采用平装装帧，繁体竖排格式。该书在易学文献传承中具有重要地位，其辑录体例精密，乾隆帝曾题诗肯定其学术价值。

　　魏了翁于南宋绍定年间谪居靖州时编撰《九经要义》，其中《周易要义》为其重要组成部分。该书以节录《周易》经传、注疏及《音义》《略例》为主，侧重经义提炼与小学考证。清代宋书升整理校点《周易要义》，1988年6月由齐鲁书社出版。

　　该书首次刊刻于1252年（宋淳祐十二年），由魏克愚主持刊行于徽州紫阳书院，后因战乱毁版。元代大德四年（1300年）曾重刊，但未传世。清光绪年间江苏书局据多抄本校勘，仍存部分讹误。1988年齐鲁书社版以现代印刷技术整理出版。

　　《周易要义》因忠实辑录历代注疏精华，被《宋史》誉为“有补学者”，是研究宋代经学思想与魏了翁易学观的核心文献。四库馆臣评价其“删汰繁芜，使学者不惑于多岐”。

　　华父师敬，子李燔宇，其学传紫阳。紫阳注周易，独称卜筮，方举占意，有谓恐人涉荒唐。朱子作本义，首列筮仪，每卦明著象占，使人知观象玩辞，而不涉于谶纬。魏乃宗正义，删繁取其臧。释文考陆氏，兼引马融、郑康成、王肃，简以得其要约而颇致详。彝尊尚弗知。朱彝尊经义考未载此书。希宝诚吉光，开宗辟虚元，孔门教用彰。其原序云：「传易者更桐祖述惟魏世王辅嗣之注独冠古今，江左诸儒并传其学，其江南义疏十有余家，皆辞尚虚元，乃义涉于释氏，非为教于孔门也。」三易明周称，盖谓取岐京叶。乾健具四德，坤顺惟随倡。弗牛而曰马，牝马行无疆。此书解「利牝马之贞」，谓坤是阴道，假借柔顺之象，以明柔顺之德。且谓不云牛而云马者，牛虽柔顺，不能行地无疆。然予更思之，仍即一乾刚，坤之牝马，正承乾为马而言。盖马乃纯阳，而在坤则为牝马，故轧直曰「利贞」，而坤云「利牝马之贞」，则坤之四德，一乾之四德，仍是以顺为吉。乾坤分去声既定，余卦推类明叶。大端弗失正，十翼臣之良。出处益卓然，正色立朝纲，岂徒托空言。用易诚有常，四库广搜罗，懋柱出珍藏。钞刻俾归之，牖世文教昌。卷首题「五言用贲世守长」。

　　周易要义十卷，宋魏了翁□。了翁字华夫，号鹤山，临邛人。庆元五年进士，官至资政殿大学士、参知政事、佥书枢密院事。事迹具宋史本传。了翁以说经者但知诵习成言，不能求之详博，因取诸经注疏之文，据事别类而录之，谓之九经要义，此其中之第一部也。方回桐江集有周易集义跋，载了翁尝言：「辞变象占，易之纲领，而繇□象爻之辞，画爻位虚之别，互反飞伏之说，乘承比应之例，有不知则义理阙焉。」盖其大旨主于以象数求义理，折衷于汉学、宋学之间，故是编所录，虽主于注疏释文，而采掇谨严，别裁精审，可谓剪除枝蔓，独撷英华。王祎杂说云：孔颖达作九经正义，往往援引纬书之说，欧阳公常欲删而去之，其言不果行。迨鹤山魏氏作要义，始加点削，而其言绝焉，则亦甚与以廓清之功矣。明万历中张萱重编内阁书目，载九经要义，尚存仪礼七册、礼记三册、周易二册、尚书一册、春秋二册、论语二册、孟子二册，又类目六卷本共为一编。今诸经或存或佚，不能复合，故以以世有传本者各著于录。朱□尊经义考群经类中载九经要义二百六十三卷，注曰「分见各经」。然各经皆载要义，而易类则但据宋志载了翁周易集义六十四卷，不载此书，似乎即以集义为要义。考方回周易集义跋曰：鹤山先生谪靖州，取诸经注疏摘为要义，又取濂洛以来诸大儒易说为周易集义。则为二书审矣。

　　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总校官臣陆费墀。

　　「臣无忌等言，故祭酒上护军曲阜县开国子孔颖达，宏才硕学，名振当时。贞观年中，奉诏修撰，虽加讨核，尚有未周，爰降丝纶，更令刊定。」𠡠太尉扬州都督监修国史上柱国赵国公臣无忌，司马上柱国英国公臣𪟝、尚书左仆射兼太子少师监修国史上柱国燕国公臣志宁，尚书左仆射兼太子少傅监修国史上护军北平县开国公臣行成，光禄大夫侍中兼太子少保监修国史上护军蓚县开国公臣季辅，光禄大夫吏部尚书监修国史上柱国河南郡开国公臣褚遂良，银青光禄大夫守中书令、监修国史、上骑都尉臣柳奭，前谏议大夫、弘文馆学士臣谷那律，国子博士、弘文馆学士臣伯庄，朝议大夫、国子博士臣王德韶，朝散大夫、行太学博士臣贾公彦，朝散大夫、行太学博士、弘文馆直学士臣范义𫖳，朝散大夫、行太常博士臣柳宣，通直郎、守太学博士臣齐威，宣德郎、守国子助教臣史士弘，宣德郎、守太常博士臣孔志约，右内率府长史、弘文馆直学士臣薛伯珍，兼太学助教臣郑祖玄，征事郎、守太学助教臣随德素，征事郎、守四门博士臣赵君赞，承务郎、守太学助教臣周玄达，承务郎、守四门助教臣李玄植，儒林郎、守四门助教臣王真儒等，上禀宸旨，傍摭群书，谨以上闻，伏增战越。谨言。永徽四年二月二十四日。

　　传易者，西都则有丁、孟、京、田，东都则有荀、刘、马、郑，大体更相祖述，非有绝伦。唯魏世王辅嗣之注，独冠古今，所以江左诸儒并传其学，河北学者罕能及之。其江南义疏十有余家，皆辞尚虚玄，义多浮诞。原夫易理难穷，虽复玄之又玄，至于垂范作则，便是有而教有。若论住内住外之空，就能就所之说，斯乃义涉于释氏，非为教于孔门也。

　　王氏「七日来复」，即易纬六日七分之成数。至若复卦云「七日来复」，并解云：「七日当为七月，谓阳气从五月建午而消，至十一月建子始复，所历七辰，故云七月。」今案辅嗣注云：「阳气始剥尽至来复时凡七日。」则是阳气剥尽之后，凡经七日始复。但阳气虽建午始消，至建戌之月阳气犹在，何得称七月来复？故郑康成引易纬之说，建戌之月，以阳气既尽，建亥之月纯阴用事，至建子之月阳气始生，隔此纯阴一卦，卦主六日七分，举其成数言之，而云「七日来复」。仲尼之纬分明，辅嗣之注若此。康成之说，遗迹可寻。辅嗣注之于前，诸儒背之于后，考其义理，其可通乎？

　　蛊卦云：「先甲三日，后甲三日。」辅嗣注云：「甲者，创制之令，又若汉世之时甲令、乙令也。」辅嗣又云：「令洽乃诛，故后之三日。」又巽卦云：「先庚三日，后庚三日。」辅嗣注云：「申命令谓之庚。」辅嗣又云：「甲、庚，皆申命之谓也。」诸儒同于郑氏之说，以为甲者宣令之日，先之三日而用辛也，欲取改新之义；后之三日而用丁也，取其丁宁之义。王氏注意本不如此，而又不顾其注，妄作异端，进疏解姓名。

　　谨与朝散大夫行太学博士臣马嘉运、守太学助教臣赵乾叶等对共参议，详其可否。至十六年，又奉𠡠与前修疏人及给事郎守四门博士上骑都尉苏德融等对𠡠使赵弘智覆更详审，为之注疏，解经凡十卷。「易」一名而含三义。夫「易」者，变化之总名，改换之殊称。圣人初画八卦，设刚柔两画，象二气也；布以三位，象三才也。谓之为「易」，取变化之义。既义总变化，而独以「易」为名者，易纬乾凿度云：「易一名而含三义，所谓易也、变易也、不易也。」又云：「易者，其德也。」郑玄依此义作赞，及易论云：「易一名而含三义：易简，一也；变易二也；不易三也。」崔觐、刘贞简等并用此义，云：「易者，谓生生之德，有易简之义；不易者，言天地定位，不可相易；变易者，谓生生之道，变而相续。」皆以纬称「不烦不扰，澹泊不失」，此明是易简之义，无为之道。故易者，易也，作难易之音。而周简子云：「易者，易音亦。也，不易也，变易也。易者，易代之名，凡有无相代，彼此相易，皆是易义。不易者，常体之名，有常有体，无常无体，是不易之义。变易者，相变改之名，两有相变，此为变易。」张氏、何氏并用此义，云：「易者，换代之名，待夺之义。」

　　孔安国、马融、王肃、姚信等并云伏牺得河图而作易，是则伏牺虽得河图，复须仰观俯察，以相参正，然后画卦。伏牺初画八卦，万物之象皆在其中，故系辞曰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是也。虽有万物之象，其万物变通之理，犹自未备，故因其八卦而更重之，卦有六爻，遂重为六十四卦也。系辞曰「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是也。然重卦之人，诸儒不同，凡有四说：王辅嗣等以为伏牺重卦，郑玄之徒以为神农重卦，孙盛以为夏禹重卦，史迁等以为文王重卦。其言夏禹及文王重卦者，案系辞，神农之时已有盖取诸益与噬嗑。以此论之，不攻自破。其言神农重卦，亦未为得。今以诸文验之。案说卦云：

　　「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于神明而生□。」凡言作者，创造之谓也。神农以后，便是述修，不可谓之作也。则幽赞用蓍，谓伏牺矣。故乾凿度云：「垂皇策者牺。」上系论用蓍云：「四营而成易，十有八变而成卦。」既言圣人作易，十八变成卦，明用□在六爻之后，非三画之时。伏牺用□，即伏牺已重卦矣。说卦又云：

　　「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既言「圣人作易」，「兼三才而两之」，又非神农始重卦矣。又上系云：「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此四者之事，皆在六爻之后，何者？三画之时，未有彖繇，不得有「尚其辞」，因而重之，始有变动，三画不动，不得有「尚其变」。揲□布爻，方用之卜筮，□起六爻之后，三画不得有「尚其占」，自然中间「以制器者尚其象」，亦非三画之时。今伏牺结绳而为罔罟，则是制器，明伏牺已重卦矣。又周礼小史掌三皇五帝之书。明三皇已有书也。下系云：「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盖取诸夬。」既象夬卦而造书契，伏牺有书契，则有夬卦矣。故孔安国书序云：「古者伏牺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又曰：「伏牺、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是也。」又八卦小成，爻象未备，重三成六，能事毕矣。若言重卦起自神农，其为功也，岂比系辞而已哉？何因易纬等数所历三圣，但云伏牺、文王、孔子，竟不及神农？明神农但有盖取诸益，不重卦矣。故今依王辅嗣，以伏牺既画八卦，即自重为六十四卦，为得其实。其重卦之意，备在说卦。

　　案周礼太卜三易云：「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杜子春云：「连山，伏牺；归藏，黄帝。」郑玄易赞及易论云：「夏曰连山，殷曰归藏，周曰周易。」郑玄又释云：「连山者，象山之出云，连连不绝；归藏者，万物莫不归藏于其中；周易者，言易道周普，无所不备。」郑玄虽有此释，更无所据之文，先儒因此遂为文质之义，皆烦而无用，今所不取。案世谱等群书，神农一曰连山氏，亦曰烈山氏；黄帝一曰归藏氏。既连山、归藏并是代号，则周易称周，取□阳地名，毛诗云「周原脢脢」是也。又文王作易之时，正在羑里，周德未兴，犹是殷世也，故题周别于殷。以此文王所演，故谓之周易，其犹周书、周礼题周以别余代，故易纬云「因代以题周」是也。先儒又兼取郑说，云既指周代之名，亦是普徧之义，虽欲无所遐弃，亦恐未可尽通。其易题周，因代以称周，是先儒更不别解。唯皇甫谧云：「文王在羑里，演六十四卦，著七八九六之爻，谓之周易。」以此文王安「周」字。一说卦、爻辞皆文王，一说爻辞周公。

　　其周易系辞凡有二说：一说所以卦辞、爻辞并是文王所作。知者，案系辞云：「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又曰：「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又乾凿度云：「垂皇策者牺，卦道演德者文，成命者孔。」通卦验又云：「苍牙通灵，昌之成，孔演命，明道经。」准此诸文，伏牺制卦，文王系辞，孔子作十翼，易历三圣，只谓此也。故史迁云「文王囚而演易」，即是「作易者其有忧患乎」？郑学之徒，并依此说也。二以为验爻辞多是文王后事。案升卦六四：「王用享于岐山。」武王克殷之始，追号文王为王。若爻辞是文王所制，不应云王用亨于岐山。又明夷六五：「箕子之明夷。」武王观兵之后，箕子始被囚奴，文王不宜豫言「箕子之明夷」。又既济九五：「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礿祭。」说者皆云西邻谓文王，东邻谓纣。文王之时，纣尚南面，岂容自言己德，受福胜殷，又欲抗君之国，遂言东西相邻而已？又左传：「韩宣子适鲁，见易象云：吾乃知周公之德。周公被流言之谤，亦得为忧患也。」验此诸说，以为卦辞文王，爻辞周公。马融、陆绩等并同此说，今依而用之。所以只言三圣，不数周公者，以父统子业故也。

　　案乾凿度云：「孔子曰：阳三阴四，位之正也。故易卦六十四，分为上下，而象阴阳也。夫阳道纯而奇，故上篇三十，所以象阳也。阴道不纯而偶，故下篇三十四，所以法阴也。乾坤者，阴阳之本始，万物之祖宗，故为上篇之始而尊之也。离为日，坎为月，日月之道，阴阳之经，所以始终万物，故以坎离为上篇之终也。咸恒者，男女之始，夫妇之道也。」「人道之兴，必由夫妇，所以奉承祖宗，为天地之主，故为下篇之始而贵之也。既济、未济为最终者，所以明戒慎而全王道也。」以此言之，则上下二篇，文王所定，夫子作纬以释其义也。

　　其彖、象等十翼之辞，以为孔子所作，先儒更无异论。但数十翼亦有多家，既文王易经本分为上下二篇，则区域各别，彖、象释卦，亦当随经而分，故一家数十翼云：上彖一、下彖二、上象三、下象四、上系五、下系六、文言七、说卦八、序卦九、杂卦十。郑学之徒，并同此说，故今亦依之。

　　孔子既作十翼，易道大明，自商瞿已后，传授不绝。案儒林传云：商瞿子木本受易于孔子，以授鲁桥庇子庸，子庸授江东𫘛臂子弓，子弓授燕周丑子家，子家授东武孙虞子乘，子乘授齐田何子庄。及秦燔书，易为卜筮之书，独得不禁，故传授者不绝。汉兴，田何授东武王同子中，及雒阳周王孙、梁人丁宽、齐服生，皆著易传数篇。同授菑川杨何字叔元，叔元传京房，京房传梁丘贺，贺授子临，临授御史大夫王骏。其后丁宽又别授田王孙，孙授施犨，犨授张禹，禹授彭宣。此前汉大略传授之人也。其后汉则有马融、荀爽、郑玄、刘表、虞翻、陆绩等及王辅嗣也。

　　但子夏传云：虽分为上下二篇，未有经字。经字是后人所加，不知起自谁始。案前汉孟喜易本云「分上下二经」，是孟喜之前已题「经」字。孝经纬称：易建八卦，序六十四卦，转成三百八十四爻，运机布度，其气转易，故称经也。但纬文鄙伪，不可全信。

　　魏了翁（1178年6月25日－1237年4月14日，字华父，号鹤山，邛州蒲江县（今四川省蒲江县）人。南宋大臣、理学家。

　　庆元五年（1199年），中进士，起家剑南西川节度判官，历任国子监正、武学博士、试学士院，以阻开边之议，得罪宰相韩侂胄，授秘书正字，出任嘉定知府。史弥远掌权时，力辞召命，知汉州、眉州、遂宁府、泸州、潼川府等地。嘉定十五年（1222年），拜兵部郎中，迁秘书监、起居舍人。宝庆元年（1225年），遭到诬陷，安置于靖州。绍定五年（1232年），迁潼川路安抚使、知泸州。端平元年（1234年），权礼部尚书、直学士院，出任端明殿学士、佥书枢密院事，督视江淮京湖军马，册封临邛郡侯。嘉熙元年（1237年），去世，时年六十，获赠太师、秦国公，谥号“文靖”。

　　魏了翁反对佛老“无欲”之说，推崇朱熹理学，提出“心者，人之太极，人心又是天地之太极”，强调“心”的作用，和陆九渊接近。能诗词，善属文，其词语意高旷，风格清丽悲壮。著有《鹤山全集》、《九经要义》、《古今考》、《经史杂钞》、《师友雅言》等，词有《鹤山长短句》。

　　魏了翁博极群书，推崇理学，反对佛老学说。他师承朱熹学派的学术思想，后又受陆九渊派学说影响，终至“折衷朱陆”将两派学说融会变通，转到以心学为主的立场，成一家之言，与真德秀齐名。其学术思想属主观唯心主义哲学范畴，认为“心即天，心即理”，心是宇宙万物的主宰。主张“尽心以求诸理”，借此以“端正人心”，为革除时弊，谋求改良服务。

　　魏了翁在宇宙观上，以朱熹的理本论为基础，综合了多个学派的理论，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心、天、理三位一体的宇宙观。此三位一体的宇宙观也是其理学思想的核心特点。在魏了翁看来，心是宇宙本原，天地万物，五行五气都由心产生；心统率着理和气。他强调的是心与理的合一，而不再将理置于终极地位。

　　魏了翁认为心、天、理三者是相互沟通，相互联系的。在三者地位上，魏了翁认为“天”统“理”和“心”，前者为后二者提供了一个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载体。“天”是“心”、“理”互动的根本动因和终极归宿。朱熹理学体系中“理”和陆九渊心学体系中“心”在魏了翁的理学体系中是站在同等高度的，并且平等的处于“天”这个平台当中，不仅为政治上发挥皇权提供理论依据，并且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朱、陆在宇宙观问题上的理论冲突，达到了折衷二者使之平衡的目的。这种努力一方面是受仕途之约束不得已而为之，另一方面恰恰反映了魏氏在其理论体系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思想上的彷徨与徘徊。因此，从本质上讲，魏了翁的三位一体的宇宙观与程朱本体二元论的宇宙观之间真正达到了形异而神通的奇妙境界。

　　由于在魏了翁的理学思想体系中，“心”与“理”是处于同等地位的，反映在认识论的问题上，魏了翁以程朱理学的“格物致知”思想为基础，在陆九渊心学的影响下，中和多家学术思想，提出独具特色的以“明心致知”为核心的认识论。魏了翁突出“心”在认识事物过程中的作用，指出“心者，人之神明，其于是非邪正之辨较若白黑，不容以自欺。” [41]他认为“心”不仅具有主观认识的功能，同时具有辨别认识是否正确的标准，并且，这种辨别是非的属性是稳定的。在魏了翁看来，即使政治条件的变化而引起时论之向背，也不会影响“心”作为认识主体对于是非的辨别。所以心在整个认识事物的过程中据有主导地位。魏了翁说：若欲外观察万物，必先内有识验之明，若心内无明，则外不能分辨也。魏了翁提出的“识验之明”是与“理”对应而存在的，作为“理”的必然产物而存在与人的心中，这说明魏了翁认为“心”对于“理”同样存在的主观能动性，“心”可以反映“理”，并且对“理”的反映而形成的“识验之明”作为认识万事万物“理”的必要准备。魏了翁在认识论上的观点摆脱了朱陆两家之学的束缚，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认识论观点。但是，同样作为一位“心理合一”论者，他在认识论上强调“明心”的看法，使自己陷入了“心”、“理”关系问题的重重漩涡。

　　魏了翁认为“穷理”是认识事物过程的终极目的，强调心在认识过程中的重要地位，认为只有“明心”才能达到致知的目的。魏了翁在认识论问题上既反对后朱熹时代理学世界里不治义理、专事词辩的做法，强调以“明心”调动人心的自觉，纠正当时的不良学风，又反对陆九渊心学“不著书、不读书，专事静坐求心”，强调以“圣经”为依据，通过不断地循环熟读经书，来“自明此心”。魏了翁虽然认为朱熹的格物穷理的过程过于复杂繁琐，但却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这一过程和最终的“穷理”结果。魏了翁认为朱熹“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的做法“虽愚必明，虽柔必强”，但同时他指出的是，无论是“格物”还是“明心”，最终都是要达到“穷理”的目的。而在认识事物过程中，魏了翁提出的借助“明心”这一相对简单的中间环节来达到“致知”的终极目的的理论，是对程朱理学“格物致知”所必需的漫长而复杂的“穷理”过程的一种挑战。

　　魏了翁认为“河图与洛书，发挥道数无遗余”。他肯定河图洛书的存在，坚信先天图古已有之，绝非邵雍私意，说：“先天图有此说绝非后人所撰，但不知何为汉、唐千余年间更无一人说有。《参同》中虽然有这样的意思，而方圆图之妙，则不知道古人是否曾经见过？”“先天图自古就有了，只是无人发现。”

　　他曾在上封事书中以邵雍说为基础，详细论述了先后天图及其体与用：臣尝读《易》，至“天地定位”，则乾与坤对；“山泽通气”，则艮与兑对；“雷风相薄”，则震与巽对；“水火不相射”，则离与坎对。此为先天八卦之序也。然而语其用，则地天而为《泰》，泽山而为《咸》，风雷而为《益》，水火而为《既济》。盖天道不下济，则地气不上跻；山体不内虚，则泽气不上通；雷不倡则风不和也；火不降则水不升也。于是而为《否》为《损》，为《恒》为《未济》。又即其大体而言，则水雷山皆乾也，火风泽皆坤也，其要则乾坤坎离。故先天之卦乾南坤北，而其用则乾上而坤下也。后天之卦离南坎北，而其用则离降而坎升也。大率居上者必以下济为用，在下者必以上跻为功。天地万物之理，凡莫不然，况乾天也，离日也，皆为君之象。坤地也，坎月也，皆为臣之象。其理顾不晓，然未有乾坤不交而能位天地，坎离不交而能育万物，君臣不交而能跻斯世于泰和也。先天八卦乾坤、艮兑、震巽、离坎相对，其用正则《泰》、《咸》、《益》、《既济》，反则《否》、《损》、《未济》。先天八卦乾南坤北为体，乾上坤下为用；后天八卦离南坎北为体，离降坎升为用。魏了翁还运用这一原则说明人伦世教，除了君尊臣卑是必然的之外，君臣相交也是效法自然，跻斯世于泰和的必要条件。

　　魏了翁考察了河图、洛书之数的源流，对此不无疑问。河图、洛书之数的来源并不明确，直到汉儒以后才有伏羲八卦本之河图，大禹九畴本之洛书之说，而宋朝更出现九图十书和十图九书两种说法。朱熹以十图九书为是，并以邵雍之说为据，在《易学启蒙》中反复辨析。不过，魏了翁认为此说也并不可靠。因为邵雍本身的说法并不明确，朱熹的证据不可靠。邵雍说：“盖圆者河图之数，方者洛书之文，故羲、文因之而造《易》，禹、箕叙之而作《范》也。”邵雍只言方圆，不言九十之数，这不能说明河图、洛书孰九、孰十。从表象来看，“戴九履一之图其象圆，五行生成之图其象方，是九圆而十方也，安知邵子不以九为图，十为书乎？” 不但如此，朱熹本人也颇有疑问。他说：“《易》、《范》之数，诚相表里，为可疑耳。”又说：“安知图之不为书，书之不为图？”而近世大儒朱震、张行成都以九为图、十为书。朱震以《列子》作证据，张行成则据依邵子之说为主。二者实难定取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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