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学经典：北宋胡瑗《周易口义》
胡瑗生平
993年（淳化四年），胡瑗生于淮南东路泰州如皋县宁海乡胡家庄（今属江苏省如皋市）的一户官吏家庭，后迁居如城严家湾。祖籍今陕西省子长县安定堡（一说甘肃省镇原县，西汉时属安定郡）。其家族世代显赫，始祖胡遵为曹魏车骑将军，后裔中曾有过两位皇后和太后，另有三公九卿及将军、太守10余人。祖父胡修已任泰州司寇参军时举家随迁，但自其父胡讷任宁海军节度推官后（在当时属于下等官吏），因俸禄较少，竟步入“家贫无以自给”的境地。
胡瑗自幼聪颖好学，7岁善属文，13岁通五经，被左右乡邻视为奇才。胡讷说：“此子乃伟器，非常儿也！”胡瑗读书勤奋，好学上进，且志向远大，常以圣贤自任，但因家境衰微，早年并未受过良好教育。20岁游学于山东泰山，与孙复、石介等人到山东泰山栖真观求学深造。此间心志远大，10年不归，潜心研习圣贤经典。他为了不让心志受到干扰，每当拆开家书，见有“平安”二字即投入山涧不再展读。在此期间，他“食不甘味，宿不安席”，刻苦钻研学问。
1024年（天圣二年）南归， [1]然而却7次应考不中。40岁时放弃科举意念，1032年春返回泰州城，在华佗庙旁经武祠（即后来江苏省泰州中学所在地）办起了一所书院（私塾），并以祖籍安定立名，称安定书院。
1034年（景祐元年），胡瑗开始到苏州一带设学讲授儒家经术。时值原朝廷中向来重视文教的范仲淹因反对废后被贬该地任知事。翌年范在南园开办郡学后，聘他为首任教席，并送自己的儿子范纯佑拜其为师。到任后，他即制订了一套严格的校规。由于范公子能带头遵守，故其他出身豪门的学生无一胆敢肆意践踏。在知州的鼎力支持下，郡学很快就成为了全城各地学府的楷模。
1036年（景佑三年），经范仲淹的引荐，胡瑗以布衣身份，与知杭州的音乐家阮逸同赴开封接受正急于雅乐改进的宋仁宗召见，并奉命参定声律，制作钟磬。其间，他合乎古礼的文雅举止深得朝中要人的赞赏，事成后即被破例提拔为校书郎官。
1040年（康定元年）8月，随镇守延州（今延安）的范仲淹到陕西，被举荐为丹州（今宜川县）军事推官。此间撰《武学规矩》一书，提倡国家大兴武学，以抵御外部侵略。
1041年（庆历元年），胡瑗调密州（今山东诸城）任观察推官时，因父亲去世而辞官回家奔丧。翌年复出，改任保宁（今浙江金华）节度推官。不久应湖州（今浙江省湖州市）太守滕宗谅之邀，到当地的州学任主讲教授，以致“四方之士云集受业”。其间提出了“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成天下之才者在教化，教化之所本者在学校”的至理名言，并创立了卓有成效的“湖学”。
1044年（庆历四年），范仲淹推行新政，取胡瑗教学法撰为《学政条约》颁行全国，并效法湖州的办学经验兴办了一所中央太学。
1050年（皇祐二年）11月，朝廷再次更定雅乐，仍诏胡瑗与阮逸进京主持，并在司马光和范景仁的支持下以3年时间完成。此间两人还合作撰就了《皇祐新乐图记》3卷。
1052年（皇祐四年）胡瑗升国子监直讲，主持太学，晋光禄寺丞。被征为太子中舍，后以殿中丞致仕。任教期间因学识渊博且教学得法，备受学生的欢迎并敬重，当时朝中半数官员出自门下。
1056年（嘉祐元年），胡瑗晋升太子中舍暨天章阁侍讲，成为了当朝太子的导师。同时兼在太学协助博士的考教训导与执掌学规。此时虽身为命官，却始终保持师生平等，常与学生切磋交流。当时的受教者包括多位皇室、众多知名学者及礼部中的近半官员，故深得学生与朝中上下的敬重，视他为一代宗师，被神宗称为“真先生”。
晚年，胡瑗依旧苦读勤教，并参议朝政，终因积劳成疾而卧床不起。
1058年（嘉祐三年）经仁宗皇帝钦准，领太常博士衔赴杭州长子胡志康任所疗养。临行前京城轰动，相送者“百里不绝”。
1059年（嘉祐四年）六月，胡瑗卒于杭州。谥“文昭”，长子胡志康将胡瑗葬于葬于浙江乌程（湖州原菰城附近，何山之原），幼子胡志正携带衣冠归葬于泰州如皋安定乡。
胡瑗思想
倡导天人合一
胡瑗不仅是著名的古代教育家，而且是杰出的思想家。他独特的教育理论和丰富的社会实践皆源于其学术思想的深厚造诣。他的学术思想内涵丰富，主要根源于《周易》一书。
易学为讲天人之道、讲万物变易法则的学问。胡瑗的《周易口义》是他的学生倪天隐根据先生口述整理而顾。其特点是大胆疑经，自立新解。据统计，胡瑗仅在《周易口义》一书中，疑经的地方就有10多处；在《洪范口义》中，也纠正了许多不合理的注解。据《宋元学案》记载，胡瑗“日升堂讲《易》，音韵高朗，旨意明白，众皆大服”。丁宝书在《安定言行录》中引用胡瑗学生王得臣的话说：胡瑗为国子直讲，“朝廷命主太学，时千余士，日讲《易》，予执经在诸生列，先生每引当世之事明之。”毫无疑问，胡瑗是宋初易学的权威，是一位开源发蒙、鼓动风气的人物，也是宋代义理易学的创立者。
清人全祖望亦在《宋元学案》中追根溯源地说：“宋世学术之盛，安定、泰山为之先河。”坚持安民之道的民本思想胡瑗的安民之道，一在求贤用贤，二在养民教民。他以为，君王再能干贤明，若无贤臣辅佐，则“倡而无知，令而无从”，虽有仁义爱民的欲望，亦无法施行仁政于天下。因此，胡瑗说，“天下之广，生灵之众，一贤不可独治，故必群贤并进于朝廷，则可大行其道。”广纳天下群贤，一可佐君施行仁政，二可辅君增广视听，三可致君无为而治。当然，这里所说之“民”，不过是统治阶级的左臣右相。但他倡导在州县办官员学，则是从教育培养地方基层民众入手，努力提高他们素质。尤其胡瑗在《周易口义》中“论民本”时说：“不以一己为忧乐，所忧者天下，所乐者天下。”这与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其实是一致的。
主张知行合一
胡瑗还提倡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他在讲授“三礼”（《周礼》《仪礼》《礼记》）时，因其中所记载的礼仪器物久已失传，无形象教学之具供学生观摩，就自制挂图，悬于讲堂之上，让学生直观，以增强学生的记忆力和理解力。另外，还组织学生走出课堂，到远近地区去游历考察，观名山大川，开阔学生视野，做到书本知识和社会实践的统一。
胡瑗影响
胡瑗在生前几十年的教学实践中，集教学理论、实践和改革于一身，开创了宋代理学先河。
明嘉靖九年（1530年），明世宗下诏，尊胡瑗为“先儒胡子”，“从祀孔庙”，至今山东曲阜孔庙内，“先儒胡子瑗之位”的牌子，仍与韩愈、朱熹等先儒牌位排列在一起。
胡瑗与孙复、石介在历史上还有“宋初三先生”“理学三先生”之称。现代编的《辞海》所载“理学”条目，虽承认胡瑗、孙复、石介有“宋初三先生”、“理学三学生”之称，但又说：“其实理学的创始人为周敦颐、邵雍、张载、二程兄弟，至朱熹始集其成。”而把胡瑗、孙复、石介完全置于理学之外。但1933年编写的《江苏省志稿》和1937年出版的《江苏乡土志》，都记载：“胡瑗，理学先驱，为二程所宗，朱熹总其成。”这应该是最符合历史的定位。
胡瑗的教育理论与实践，不仅示范于当时，而且也垂法于后世，在中国教育史上树起了一座丰碑。无怪乎他的名字和“苏湖教法”为人们所熟知，且享有很高的声誉。当代研究胡瑗及其教育方法的不乏其人，国外如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家的学者均涉足此领域。
宋神宗《御题胡安定先生》赞曰：先生之道，得孔孟之宗。先生之教，行苏湖之中。师运而尊，如泰山特屹于诸峰。法严而信，如四时迭运于无穷，辟居太学，动四方欣慕不远千里而翕从。召入天章，辅先帝日侍启沃万言而纳忠。经义治事，从适士用。议礼定乐，以迪联躬。敦尚本实，还隆古之淳风。倡明正道，开来学之颛蒙。载瞻载仰，谁不思公?诚斯文之模范，为后世之钦崇！
胡瑗作品
胡瑗一生著作颇丰，可惜大部散佚，传世很少，且多为门人记录整理而成。
明代程敏政在其《考正祀典疏》中，曾称当时学者“大约以为（胡瑗）少著述，而不得比於濓洛”。然则根据《宋史·艺文志》以及其他目录书籍的记载，胡瑗著述多达十三种，当不在少数。这十三种著述分别是：《周易口义》《洪范口义》《皇祐新乐图记》《尚书全解》《景佑乐府奏议》《皇祐乐府奏议》《春秋口义》《春秋要义》《胡先生中庸义》《吉凶书仪》《武学规矩》《论语说》《资圣集》。现存世的经学著作有《周易口义》12卷、《洪范口义》3卷，音乐著作有《皇佑新乐图记》3卷（与阮逸合撰），余已散佚。
